从投入其中的那一刻起，他们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时不我待，这是我们这一代必须完成的事业。

　　如今，皇皇巨著已开始奉献于世，珍贵典籍走出秘阁，化身千百，分藏各地。昭示先贤智慧，传承医统正脉，引导原始创新，保护原创权益，用之当代，垂之后世。他们终于可以释怀：曾经“无愧于先人，对得起来者”的承诺得以兑现。

　　中华之瑰宝

　　中国中医药是一个古老的存在，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来势汹汹，猝不及防。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人的生命再次面临巨大的威胁。与历史上每一次大疫来临一样，中医药再一次走到抗疫一线。古方新用，辨证论治，在《伤寒杂病论》等典籍记载的中医古方基础上化裁形成的“清肺排毒汤”等方药，在降低死亡率、提升治愈率等方面彰显了特色优势，中国中医药在世界大疫面前再次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极大地护佑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乃至生命。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大型疫情？有史记载为300余次。中医药的很多典籍如《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都形成于大疫之后，记录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抗击疫病的经验。作为历经数千年、亿万人生命实践检验和历史传承发展所形成的、原创的、明显区别于西方现代医药的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中医药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优势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源，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华文明的赓续不绝作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仍在造福人类，普惠民生，彰显着历久弥新的魅力，闪耀着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光芒。涵括了如此丰富而宝贵的原创思维、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中医药古籍，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还具有十分珍贵的临床价值，这是中医药古籍区别于其他古籍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文献，是中医学术和原创思维传承数千年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药自信自立的重要支撑，是中医药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底气和信心。屠呦呦研究员从《肘后备急方》中找到发现青蒿素的灵感，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脱颖而出的“三药三方”等有效方药，也是自中医典籍中的经典名方化裁而成。中医药古籍如源头活水，浇灌出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实践之花。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作《黄帝内经》，成书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由此可见，中医药历史的源远流长。不仅如此，中医药典籍收藏之繁富，也世所罕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先后三次进行了中医药典籍普查，初步摸清了存世中医药古籍的家底：现存于世的中医药古籍近9000种，是一个令中华民族自豪的数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至六批）收录的中医药古籍就达371部。

　　在当今的世界，中医药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中医药古籍作为记录我国传统医学理论和诊疗经验的载体，曾不断“走出”国门，成为中外交流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化圈如朝鲜、日本等国，中医药古籍的影响更加广泛。有研究资料表明，仅江户时期传至日本的中国医籍就多达980多种。《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四部医典》等三部中医药古籍先后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国家的意志

　　对中医药的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我国持续开展了中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和研究工作，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有三次，《素问》《灵枢》《针灸甲乙经》等一批中医古籍得以整理研究校释出版。1954年中共中央在批转“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整理出版中医书籍：出版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其后“整理和注解历代中医名著”首次被纳入国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落实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200余种中医药古籍得到整理研究，其中一批经典中医药古籍出版。2005年，财政部设立专项资金，实施了“中医古籍抢救工程”，165种珍稀文献汇集为《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成为中医药古籍“善本再造”的优秀代表。

　　2010年，对中医药古籍事业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同一年，财政部投入4000万元，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牵头全国九家单位对400余种珍贵医籍开展校注整理，成果汇成了《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还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提出的编纂《中华医藏》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为此，从2010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全国性的中医药古籍普查，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开展调研，在进一步厘清中医药古籍存世现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中华医藏》选目。

　　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好事多磨。2018年，《中华医藏》庄严立项。财政部正式将其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给予资助。2019年，人们又看到“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精髓，加强典籍研究利用，编撰《中华医藏》”被写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2022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清晰地写有“梳理挖掘古典医籍精华，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任务与目标醒目而坚定。

　　学人的夙愿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中医药古籍的元典和精华萃为一编，是中国几代学人的夙愿。

　　根据书目著录，全国150个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1912年以前印刻的中医药古籍近9000种，其中约有3000余种是孤本，约占现存中医药古籍总量的40%以上，包括宋元以来历代精刻善本、名医手稿、名家批校本、精写本、刻书底稿、彩绘本草图、经络图、导引图等。除孤本医籍外，还有全国仅存2—3部的稀有医籍，这类书约有1100种。上述两类书籍的总和为4800余种，约占中医药古籍总量的一半以上。历经岁月沧桑幸存下来的中医药古籍，弥足珍贵。对它们的保护、整理、利用，时刻系于中华学人的心头。

　　2006年，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编撰《中华医藏》的建议时说：“这件事情迟早是要做的，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项目，需要有一批懂中医和中医学史的专家参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谈得上科学整理。现在能做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多了，应该提醒有关主管部门，及早把这个项目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然而，未及详研，任老驾鹤西去。2009年年底，在中医药国情调研组举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推进中医药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方先生明确提出“推动这个项目早日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工程”。

　　中医药界的学者们，更是从未停止过为《中华医藏》集腋成裘的努力。2016年，《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全403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毕生致力于中医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海外中医古籍发掘与回归的我国知名学者郑金生与张志斌、真柳诚等中外学者团队多年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现。20世纪以来，学者们深入世界各国进行文献调查，复制回归大量散佚海外的古医籍。丛刊收录散佚海外的珍稀中医古籍427种（约22万页），其中有宋版8部、元版11部、明版214部、清版40部、近代抄本7部，另有和刻本18部、日本抄本113部、朝鲜刊本16部。粗略统计，其中含国内失传的古医籍160余种、失传的珍稀版本280多种。这套书门类广泛、内容齐备、版本珍善，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前辈学人、我国著名中医目录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前所长薛清禄，数十年泛舟中医药古籍书海之上，主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她在第二版前言中写道：“向全国三大系统图书馆征集馆藏中医图书目录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截止到1985年年底共收到全国113个图书馆提供的馆藏中医图书目录卡片十万余张。经过核实、整理、归纳，最后收录图书12124种（含1912年至1949年间的中医药典籍）。”“编写过程中，对各馆所提供的原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几年来共发出调函7500多封，回收率达到90%左右，有关单位对提出的问题都作出了认真的答复。此外，编写组还先后派出500多人次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力求著录准确，分类恰当，减少错讹。”寥寥数语，道出了当年编目工作技术手段的落后，工作流程的繁复和实操人员的艰辛。

　　《中华医藏》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是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学术巨著，也是盛世修典的重要体现。《中华医藏》之“藏”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之“藏”，不仅是中医药古籍文献的系统汇集和影印出版，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体系创新；既是对存世重要古典医籍的集结汇总和分类编次，也是对中医药学术发展史的一次系统梳理，集历代传世医药文献系统研究整理最新成果之大成。

　　为了《中华医藏》早日出版，多行业、多民族的一代学人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意义重大、试图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工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奔走于全国各地，搜采秘本佳籍，不辞辛苦。社会各界的许多专家不顾年高事繁，事必躬亲，为项目实施建言献策。各类目的专家以自己充沛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华医藏》成为精品提供了保障。

　　拥有十万余册中华珍贵古代典籍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古籍宝库的使命，在中医药古籍传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发掘与创新中，凝聚并贡献新的资源和力量。其麾下的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更是克服重重困难，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内蒙古医科大学一起，率先完成“养生卷”的编纂。

　　山东中医药大学与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多次组织中医药古籍人才培训，邀请全国著名专家授课，老专家与年轻学者切磋琢磨，吸收更多年轻学者参与项目，为中医药古籍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经费需要自筹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成立专门编辑室，派出精兵强将，以其在古籍影印出版领域的专业优势，担当起为《中华医藏》高质量出版保驾护航的历史责任。

　　“参与其中，是人生中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华医藏》第一届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周和平的话，道出了学者们的真切感悟。在编纂队伍中，为《中华医藏》去担当是本分，“舍我其谁”是共识！

　　萃取精华呈元典 提要钩玄辨流别

　　2023年5月15日，西藏丁青县孜珠寺。大案子上，陈列着为古籍调研专家们提供的藏文苯教文献，每部书函的上下夹板被皮绳带精致地缠绕着，似在述说着其久远的历史。解去其中《四部医经》的绳带，翻阅厚重的梵夹装写本，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象雄语”中如何说等书名的来源……从这一刻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萨仁高娃的目光就再也没有从写本上离开。“其书写风格、字体与书中充盈的象雄文化气息，令我怦然心动。这应该是18世纪的写本，可内容来自7世纪前象雄文化时期，远远先于学界公认的藏医学核心之作《四部医典》，《四部医经》应该是藏医学的起始源头。”

　　萨仁高娃兴奋地在第一时间把新发现报回北京，象雄文化遗存《四部医经》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的藏医学原始著作，经编纂委员会同意毫无悬念地被收入《中华医藏》。

　　这样的寻找与呈现，贯穿在《中华医藏》编纂的始终。让《中华医藏》完善更完善，付诸在每一个参与编纂者的行动中。

　　萃取精华、呈现元典与部次流别、提要钩玄《中华医藏》的两项核心工作，有效推动了中医药古籍的学术研究与资源开放共享。研究和编纂从古籍文献的书目调研、版本调研和文献调研入手，综合考察文献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查原书，深入到书籍载论的具体内容中，比较分析，收录涵盖中医药经典著作、各学科源头性与代表性著作、历代医药名家名著等，所选版本力求最精，采用“编”“类”相结合的方式，集成编纂。编纂委员会从现存中医古籍文献中挑选出2289种重要古籍，分类分阶段进行学术整理、撰写提要。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每一类目的“类序”和每一文献的“提要”，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基础，为文化、教育和相关产业提供系统便捷的研究数据，为临床实践提供宝贵的经验，后世学者也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真正做到“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中华医藏》的编纂工作就在这样的链条上延伸。孜孜矻矻，精益求精，小心与耐心地考察与求证，编纂者们如履薄冰。

　　“养生卷”付印在即，主编李鸿涛还在网上寻觅，为了心中难以放下的记挂。《中华医藏》第一编“养生卷”收入了《养生类纂》一书，此书二十二卷，为宋代养生家周守中所著，存世最早刊本为明代成化十年钱塘谢颎刻本，然而国内藏馆此本全部是残卷。经过实地文献调研，发现此书卷一至五、十九至二十二现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卷六至十八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两书卷端藏印有三枚完全相同，即“范承谟印”“父子解元门第祖孙进士人家”“陈浩之印”。巴市图书馆序文首页还钤有“晋府图书”和“晋王之宝”朱文印，说明此书最早为朱元璋之子晋王朱棡收藏，后因某种变故分散。遗憾的是，两书即将合璧之时，卷二十一末、卷二十二首尚缺失。此番，李鸿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同藏本，这部奇书原本缺佚的两叶终得补全！

　　北宋陈直所撰《养老奉亲书》，是中国医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养生佳作。在元代由邹铉（敬直老人）予以增补二、三、四卷，重加刊印，因内容丰富、校勘精善，北宋原本《养老奉亲书》因之不传。随着《寿亲养老新书》的广为流传，明以后刊行的《养老奉亲书》一度被命名为《寿亲养老书》。此后，《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书》《寿亲养老新书》三书并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中。其间，明成化壬辰（1472）时，又有时任山西吏部尚书进士刘宇，将宋代陈直的《安老书》、元代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明代娄子贞的《恤幼集》等书改名，合订辑刊为《安老怀幼书》。一书如此增删变易，而其老老幼幼立意不改，显为儒家思想一脉贯穿。“养生卷”选择了《寿亲养老新书》和《安老怀幼书》二书，部分内容虽有重复，但属于不同传承体系，具有重要校勘价值。未选明万历三十一年虎林胡文焕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是因此书系在《寿亲养老新书》中辑出复刻，因此与《安老怀幼书》传本中所存之《养老奉亲书》并无二致，故而此次舍去。

　　一部《中华医藏》涌动着中华医统正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跃然纸上，为未来中医药学的创新与发展铺出一片新天地。国医大师余瀛鳌对《中华医藏》给予高度评价：“将古人的经验与智慧灵活运用在解决当前实际问题中，正是古医籍最大的价值。通过《中华医藏》系统全面地整理和发掘中医药古籍文献宝库，有利于激发古籍的活力和潜力，进而为促进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支撑。推进《中华医藏》的编纂工作，有助于承续中医药学统文脉，厘定中医药学术源流，发掘东方生命科学智慧，彰显我国医药文明辉煌。”《中华医藏》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伯礼寄望：“以势如破竹之力尽快推出《中华医藏》更多的成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医药这一民族创造的伟大宝库保护好、挖掘好、利用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华医药典籍的发掘与整理成果必将对文化强国、健康中国发挥深远影响，必将在人类生命科学事业进程中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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